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驾驶别克君越 寻访北京人故事之二:在乱世中丢失

夏星

  【车讯网 报道】90多年前,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北京周口店,发现了古人类化石。随后,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,中国地质调查所展开大规模发掘,硕果累累。遗憾的是,在战争中,化石丢失了,至今也没找到。再过2年,将是这个伟大发现100周年的日子(1926-2026年),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故事,我驾车按历史顺序,把化石的发现与丢失,完整地走了一遍,写出游记2篇,您现在看到的是第2篇,内容是化石丢失。

  上篇游记说到,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捐助下,中外学者共同努力,不仅发现了众多古人类化石,同时将人类起源的研究,推上全新高度。

  本篇游记将为您讲述,战争爆发前夕,我国委托美国,打算把北京人化石运往纽约。然而,就在化石离开协和医学院,来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后,珍珠港事件突然爆发,兵营里的美军,瞬间成为俘虏,珍贵的北京人化石,由于兵荒马乱,从此下落不明。

  第一程:化石在协和装箱。

  1935年前往法国深造的裴文中,在巴黎获得博士学位后,于1937年11月回国。当时,地质调查所已经离开北京(那会儿叫北平),搬到首都南京去了,由于新生代研究室还在协和,所里派裴文中前往北京,负责管理研究室。

  进入1941年,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日趋紧张,已经从学者变为政府官员的老所长翁文灏,与协和医学院校长胡恒德,针对北京人化石,做了3个设想:1,在北京就地隐藏;2,转移到战时首都重庆;3,运往美国,委托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临时代管。

  以当时的情况看,第3种方案最为可行,但又违背中美签订的协议:周口店化石属于中国,不得出境。

  所以,这事儿悬而未决,拖了下来。

  到了3月份,美国驻华使馆敦促侨民撤离,洛克菲勒基金会劝说魏敦瑞加入美国籍,前往纽约继续搞研究。魏敦瑞接受了这个建议,于4月份离京赴美。临走前,他请助手胡承志复制北京人头盖骨。胡承志陆续做了3套,前两套顺利寄往纽约,第3套寄出时,美日开战,邮路中断,便一直搁在邮局,战后又回到新生代研究室。

  重庆方面,在翁文灏的敦促下,蒋介石于1941年秋天召集会议,会议决定将周口店化石运往美国。翁文灏随即通知了裴文中。裴文中11月接到命令,跑到领事馆接洽,才知道光有这个命令不行,必须走一遍流程,包括中国政府先与美国驻华大使签约,驻华大使再将此事下达给驻北京的领事馆,领事馆又把这活儿交给海军陆战队具体实施,并通知协和医学院校长胡恒德。

  12月初,胡承志接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、委托秘书息式白转达的指令,要求他将北京人化石装箱。

  但是,《寻找北京人》作者李鸣生在1999年采访胡承志时,胡先生回忆装箱时间大致在11月中旬,与其它人回忆的12月初,有所不符。

  装箱的北京人化石,包括4个北京人头盖骨,1个北京人头骨,3个山顶洞人头骨,以及北京人与山顶洞人的头骨碎片、牙齿、下颌骨、上颌骨、腕骨、鼻骨、锁骨、肩胛骨、脊椎骨、膝盖骨,等等。分为两个木箱,大一点儿木箱长1.3米,小一点的木箱长1.2米,俩箱子都是70厘米宽、30厘米高。

  装好后,胡承志将2个箱子交到博文办公室。之后,他听说箱子送到F楼。

  据我查到的资料,协和医院大门南侧是F楼,是行政楼和住院医师宿舍;F楼的南侧是E楼,是特病病房楼。

  在此次寻访中,当我来到F楼、现在的6号楼时,看到楼里的牌子说,它是昔日的E楼,用作特病病房。按理说,协和里的牌子应该更准确,我查到的资料也许有误。如果有熟悉协和历史的人看到本文,诚望赐教。

  据说,F楼的地下室有保险库,用于保存“协和三宝”之一的病案,保险库的建筑与管理措施,均很严密。如此说来,博文将装箱之后的北京人化石,存放在这儿,也许可信。但据说只放了一个晚上,第二天就被送走了。

  为什么是一连串的“据说”呢?因为,胡承志也许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,从这儿以后,就再也没有关于北京人化石的明确行踪了。

  第二程:从协和到东交民巷。

  据说,北京人化石在保险库搁了一宿之后,先是被运到美国领事馆,然后又送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。
       对此,《寻找北京人》作者李鸣生先生通过反复查找,最终确认北京人化石是从协和医学院,直接送往军营的,并没途经领事馆——领事馆位于东交民巷,以前是美国公使馆。

  东交民巷自清朝后期开始,逐渐变成使馆区。从西往东,路南分别是美国、荷兰、德国和比利时的公使馆,路北是俄国和法国的公使馆。东交民巷以北,还有英国、日本、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公使馆。在它们当中,美国公使馆保存较为完整,下图是公使馆里的主楼。

       1928年,首都迁往南京,北京改名北平,东交民巷里的公使馆,由此变成领事馆。因为无论公使馆还是大使馆,都设在首都,其它城市只能是总领馆或领事馆。顺便说一句,1935年,美国将中美外交从公使级,提升至大使级,驻华公使詹森,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。早在1925年,我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时,他就主张重新签约,放弃治外法权。不过,真正废除不平等条约,是1943年的事儿,那时的詹森已是驻澳洲大使了。

  北京人化石虽然没有进入领事馆,但实际上,领事馆与兵营,是左右邻居的关系,俩院紧挨着。

  与领事馆的建筑至今保存完整不同,兵营所在的地方,早就彻底变了。下图是我在东交民巷西段所拍,镜头所对方向,应该就是昔日的兵营大门。

  兵营西侧面对今天的广城东侧路和历史上的棋盘街,北侧是东交民巷,南侧是当年的北京城墙——城墙拆除以后,变成前门东大街。

  第三程:从北京到秦皇岛。

  当时,兵营里驻扎着120名军人,最高指挥官是哈斯特上校,他在得到转运北京人化石的命令后,据说,首先于12月4日,派了2名士兵,驾车到协和医学院,将两箱化石取来。次日,还是由那两位士兵负责,来到兵营南侧的前门车站,乘坐火车,将化石送往秦皇岛。

  前门车站的正式名称叫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,1906年开业,运营到1959年北京站落成,便退役了,如今属于中国铁道博物馆的一部分,免费开放。

  下图是我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一张照片——当时车站有3个站台,2个大棚,站台北边是城墙。

  京奉铁路的源头,是1881年建成通车的唐胥铁路——唐山至胥各庄,是我国自建的第一条标准轨运货铁路,属于洋务运动的成果之一。这条铁路后来往东延伸到山海关,往西延伸到天津,称为津榆铁路。修建时,外籍工程师发现沿途有一段海滨特棒,大家便跑去建别墅,因而形成北戴河避暑胜地。

  再往后,津榆铁路的东边儿延伸到沈阳,西边儿延伸到北京,从此更名京奉铁路。

  根据《辛丑条约》,列强派兵沿着这条铁路,驻扎在北京与山海关之间。其中美国海军陆战队,在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前,分散在北京、天津和秦皇岛3个地方。而七七事变当中的日军,之所以出现在北京丰台区,也是源于《辛丑条约》,那支部队叫中国驻屯军,司令部在天津海光寺。

  按照历史足迹,我驾车从前门车站出发,前往秦皇岛港。如今最近的公路,是京哈高速,全程296公里,过路费114元。

  从前门到秦皇岛港,包括两边的市区部分,全程共3个半小时。在高速公路上,把自适应巡航设为130公里,腿脚放松,听着小曲儿,挺舒服——说到这儿,插一句:这几年注重驾驶辅助的人越来越多,有人将其视为电动车的专利,认为这是电动车胜过燃油车的地方。可实际上,早在2015年,我驾驶昂科威长途旅行时,就体验到驾驶辅助的好处:第一是靠巡航定速自动掌控车速,第二是靠车道保持将车固定在本车道里。

  事实上,对于自驾游来说,燃油车的优势,是电动车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。我以130公里的时速,在高速公路跑了2个多小时,抵达秦皇岛收费站,仪表显示油耗5.9升。

  如果电动车也按这个速度开,恐怕跑不了多远就得进服务区充电——据一位电动车主人说,今年4月他从朝阳门到阿那亚,全程7小时4分钟,如此之慢,一是因为中途充电近1小时,二是根本不敢把时速开到120公里。

  下高速后,从北往南越过市区,来到车站路,当年京奉铁路的秦皇岛车站,就在这条路上。20世纪80年代更名秦皇岛南站,后来因为取消客运,站房建筑随之消失。

  刚才说到,12月5日,在2位士兵的押运下,北京人化石乘火车,从北京来到秦皇岛。但在相关资料里,没有指明那趟火车是到秦皇岛站,还是直接开到秦皇岛港。

  秦皇岛港在秦皇岛站的东南方向,相距大概4公里,有铁路相连。

  秦皇岛港是1898年出现的,由洋务运动中诞生的大型采煤企业——开平矿务局投资兴建,为的是把煤装船往外运。上图中的铁路,当时就有,在下图里能够清晰地看到。

  如今,秦皇岛港的历史部分,已经辟为景区,免费开放。在这儿能看到具有百多年历史的大码头和小码头。

  按照计划,北京人化石运到秦皇岛港,就应该在儿装船,途经菲律宾,前往美国。

  这是因为,1940年9月,轴心国成立,德国、意大利和日本,开始与世界为敌。1941年,日本入侵印度支那。作为对侵略的惩处,美国7月冻结日本资产,8月宣布石油禁运。到了10月,东条英机上台,立即筹划对美宣战。

  面对危局,美国派船前往中国,其中的“哈里逊总统”号,于11月28日,将驻扎在上海的145名美军送往菲律宾,然后再奔秦皇岛,计划12月10日前后抵达,将北京、天津和秦皇岛的两百多美军,同样送到菲律宾,做军事集结。

  在天津军营里的军医弗利,接到来自北京的哈斯特上校的命令,要求他携带北京人化石,途经菲律宾回国,送到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。

  在《寻找北京人》书中,关于北京人化石到秦皇岛的这一段,有3个版本。

  版本之一:两位士兵押运化石,于12月5日来到秦皇岛后,将装有化石的箱子,搁在港内的瑞士仓库,然后在附近的美军兵营过夜,第二天乘火车回京。

  版本之二:12月5日,北京人化石与其它军用物资,装进海军陆战队专列,运往秦皇岛。3天后,该专列在秦皇岛被日军扣押。

  版本之三:军医弗利接到命令后,打电话通知秦皇岛兵营里的属下,接收来自北京的化石。属下收到后,将化石放在自己的房间里。

  我不知道哪个版本更接近事实,但所有人都知道,檀香山时间12月7日清晨,日军偷袭珍珠港,太平洋战争爆发。当夏威夷挨炸时,北京是12月8日的后半夜,日军迅速出动,在北京、天津、秦皇岛的美军,还没睡醒,就成了俘虏,在随后4年的战争中,他们一直被关在战俘营里。

  而那艘原本应该前来接应的“哈里逊总统”号,最终没能抵达秦皇岛港。有人说它途经长江口附近时,被日军击沉了,也有人说它触礁沉了,还有人说它在菲律宾时,就被日军扣住了。

  秦皇岛的美军兵营,据说叫霍尔库姆兵营。通过查询,得知兵营所在地,是今天的秦皇岛海港区友谊路11号,前些年,这里是河北省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秦皇岛分公司。当我来到现场,路边只有一些小店,旁边是一家好像已经停业的汽车销售商。

  再往里,是一片空地,除了几棵树和大片的杂草,什么也没有。据说早几年,这里曾有过停车场和对外出租的仓库。

  关于霍尔库姆兵营,10多年曾有传言:当年在这儿服役过的一位美国兵,见过北京人化石,而且据他说,化石最终就埋在营地里。

 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张老照片,据说是昔日的霍尔库姆兵营。作者与拍摄时间,均不知。

  根据军医弗利讲述,12月8日,秦皇岛的美军成为俘虏后,送往天津,兵营里的私人行李,在几天以后,也从秦皇岛运到天津。这里面,就包括北京人化石——为了方便,装有化石的箱子上,写着军医弗利的名字。或许,被日军误以为那是军医的私人行李。

  但据说,此时已经不是胡承志装的那俩木箱子了,而是4个军用提箱。也就是说,化石途径北京兵营时,可能更换了包装——估计是为了外观上的统一,便于运输,又不扎眼。

  第四程:从秦皇岛到天津。

  按照历史顺序,我离开秦皇岛港,前往天津。这段路也是高速公路,但只有两条车道,货车特别多,超车不易,全程272公里,过路费89元。

  天津在历史上叫直沽寨,明朝才开始筑城,升至天津卫,清末成为直隶总督的驻地。在近代史上,天津因为有海港,成为与世界连接的窗口,发展很快,尤其洋务运动时期,在军事、铁路、通讯、邮政、矿业、教育、司法等领域,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,繁华程度与发达程度,与上海不相上下。

  与上海相同的是,在天津市区里,较为完整地保存着许多历史建筑,最出名的是五大道,被誉为“万国建筑博物馆”,光名人故居就有200多处。

  在五大道区域东侧的边缘处,广东路上,有个院落,是天津医科大学的东院。这里曾为德国所属,一战后,改为美军的兵营。

  据军医弗利讲述,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,天津兵营跟北京兵营、秦皇岛兵营一样,都被日军包围,并缴了械。也许因为军医的身份,一周后,弗利被允许回家,就在此时,他收到从秦皇岛送来的行李,其中包括装着北京人化石的那4个军用提箱。考虑到自身难保,他把其中2个提箱分别交给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,另2个提箱交给两位中国友人,委托他们代为保管。

  没过几天,弗利再次被日军逮捕,直至战争结束才获释。

  弗利所说的这些内容,在1971年传到国内,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让公安局立案调查,很快,百利洋行、巴斯德研究所和那两位中国人,都找到了,但没找到化石。

  上篇游记里提到的魏敦瑞,1948年临终前,先是给美国内政部写信,要求再次调查北京人化石,然后又留下遗嘱,希望当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同事夏皮罗继续寻找北京人化石。夏皮罗早年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职,后来成为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。他恪守了魏敦瑞的遗嘱,在以后的几十年间,四处打探,始终留意相关线索。

  到了1980年,一位当年驻扎天津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告诉夏皮罗,北京人化石被藏在兵营6号楼地下室的木地板下面。夏皮罗激动万分,立即与中科院联系,并于当年9月自费来到中国,直奔天津。遗憾的是,校园中的历史建筑,只剩下1、7、8号楼,7号楼旁边的6号楼,在1976年唐山地震中倒塌,废墟清理后,变为操场。

  李鸣生为撰写《寻找北京人》一书,曾经采访夏皮罗的学生施沃茨,据施沃茨讲述:夏皮罗从中国回来后,似乎始终被一种忧郁的情绪所笼罩,9年后,这位古人类学博士去世了。

  不光是美国人在努力寻找,早在战争期间,日本人就曾经很努力地寻找过。日军刚刚占领协和医学院时,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,盘问过许多与化石有关的人,折腾了几乎1年,无果而返。

  随后,日本又派出一个叫锭者繁晴的侦探,他不仅仔细盘问了每一个当事人,还把北京、秦皇岛和天津都跑了一遍,最终也没能找到。但有人认为,自从锭者繁晴调查之后,日方就再也没有追查过,那是因为他们找到了。

  1945年春天,日本的阿波丸号被美军击沉。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,将沉船地点告诉我国。打捞后,发现船上有伪满洲国内阁总理大臣郑孝胥的遗物——这东西原本应该在东北,怎么跑来新加坡到日本的船上了?据此,有人猜测,北京人化石,也有可能在这条船上。

  日本投降后,美国曾派出一位调查官,对北京人化石进行了调查。调查期间,他在日本宪兵队得到一张线索图,图的左侧,列出11个怀疑对象,左下方的圈里,还有3个怀疑对象;图的右侧,是化石移动过程,先从协和到兵营,兵营之后有6个可能的去处,分别为某兵器所、丰台、秦皇岛车站、从某仓库到巴斯德研究所、直接到巴斯德研究所、赫利孔山(字迹模糊,看不清)。

  1996年,一个曾在协和医学院驻扎过的日军军医,临终时告诉友人,日本情报部门从美国兵营查获北京人化石后,运回协和,由他保管。到了1945年,他接到转移命令,但时局变化太快,来不及安全撤退,便连夜将其埋在日坛公园里,并在旁边的松树上砍下一块树皮,作为记号。

  消息传到中国,虽然听上去不太可信,但人们发现,日坛东棂星门外北侧,还真有一棵受伤的松树。紧接着,中科院用仪器探测,居然发现地下存在异常体。于是,中科院与日坛公园协商,在1996年6月3日进行发掘。可惜,往下挖了2米多,什么也发现。专家判断,之前的物探异常,可能是土壤里的钙质结核层引起。

  写在最后:启蒙不可缺失。

  就这样,我用了6天时间,如同1943年的日本侦探和1946年的美军调查官,把北京、秦皇岛和天津,挨个走了一遍。这段故事的结局,几十年来没有任何变化,始终都是一个令人非常遗憾的事儿——北京人化石在战争中丢失了。

  1985年,有个《世界奇案的最后线索》的电影,情节虽然夸张,倒也唤起人们对北京人化石的关注。

  我和我的同伴们,一致认为北京人化石最有可能在日本,被某人收藏起来。其次是秦皇岛或天津,比如埋在兵营里,或因忽视、混乱而丢弃。

  那么,与“北京人”有关的人们,最终如何呢?

  我在第一篇游记里谈到,外国学者当中,只有葛利普和步达生是在北京去世的,葛利普的墓在北京,步达生葬在自己的家乡。

  再看看中国学者。

  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之一、地质调查所首任所长丁文江,因意外,1936年在长沙去世,葬于长沙岳麓山。

  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之一、地质调查所第二任所长翁文灏,自30年代起从政,最高做到行政院长,虽为高官,但始终保持书生本色,与同期一些真正的官僚,有着巨大差异。抗战中,他将3个儿子送到军中,其中次子是飞行员,1944年对日作战时殉国。

  1949年,翁文灏脱离政界,1951年返回,从1954年起成为政协委员。在历经尴尬、困惑等各种跌宕,尤其是1970年的丧子之痛以后,最终于1971年去世,享年82岁,葬在北京万安公墓。

  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杨钟健,1927年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,1929-1936年负责周口店考古,1948年任西北大学校长,1953年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,1979年在北京去世,享年82岁,安葬于周口店龙骨山科学家纪念园,而且位居纪念园的C位。

  杨钟健墓的右侧,是裴文中的墓。这位第一个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知名人物,1963年任中科院古人类研究室主任,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,1982年在北京去世,享年78岁。

  正是因为亲手捧出了第一个头盖骨,裴文中对其有着深厚的情感。他与杨钟健在20世纪50年代,几次发表文章或接受采访,控诉美国无耻的偷盗行为。1980年,裴文中在日本讲学时,听到一些化石线索,便写信给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,希望获得资助,让他能亲赴美国查访。基金会很快回信,表示愿意资助。可惜,单位与家人一起劝阻,未能成行。

  据《寻访北京人》书中记录,裴文中在临终前,几乎是喊出了最后一句话:“死……不瞑目啊……”

  根据临终遗愿,裴文中的忌日改为12月2日——发现第一个头盖骨的日子。

  杨钟健墓的左侧,是贾兰坡的墓。这位在1936年连续发现3个北京人头盖骨的知名人物,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,1994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,199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。2001年去世,享年93岁。

  贾兰坡在1998年,与14位院士联名写了一封寻找北京人的公开倡议信,在世纪之交掀起新一轮的寻找浪潮。

  胡承志是在2018年去世的,享年101岁,他的墓在哪,我没能找到。

  胡承志1931年来到新生代研究室,给步达生当助手时,才14岁。但他既好学又聪慧,1936年就独立制作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模型,与真品极为接近,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。正因如此,迁往纽约继续研究的魏敦瑞,所依靠的,就是这些模型。北京人化石丢失以后,模型更显珍贵。

  1951年,胡承志转到地质博物馆工作,直至退休。虽然他既不是教授,也不是院士,可成果照样斐然,其中最为著名的,是胡氏贵州龙、元谋人和巨型山东龙。

  距离安特生宣布发现北京人,已经98年了。当年参与周口店考古项目的所有中外学者,都已离去。

  他们的成就,不光是学术上的辉煌,对于普通人来说,同时也是科学的启蒙。

  百年前,因为缺乏启蒙,有人将西方技术视为奇技淫巧,认为火车会破坏风水、电线杆能带来灾祸、照张相就得缩短寿命。愚昧、盲目排外,再加上夜郎自大,把我国与世界的距离,越拉越大。

  百年后,咱们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是,不能否认,启蒙依然任重道远,不可缺失。


  上篇游记回顾:点击下图,可直接进入。

  

  90多年前,应邀来华的瑞典学者安特生,在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镇,发现了7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,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葛利普,将其命名为“北京人”。随后,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无偿赞助下,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周口店展开大规模挖掘,中国学者裴文中与贾兰坡,先后挖掘出4个较为完整的头盖骨,从而使“人类由猿进化”这一推断从此有了物证。遗憾的是,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这批化石丢失了,至今尚未找到。再过2年,将是周口店古人类化石发现100周年的日子(1926-2026年),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段故事,我驾车按历史顺序,将化石的发现、研究与丢失,完整地走了一遍,由此写出游记2篇。

责任编辑:郭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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